纪念刘慎谔先生逝世十周年
（曹新孙于1985年11月22日写给刘慎谔先生纪念会筹委会的纪念文章）
刘慎谔先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因而能做出不寻常的事，取得不寻常的成就。
他热爱科学，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他回国5年后，法国南锡大学的勒努阿（Lenoir）教授和我谈起他时就曾说过：“刘慎谔是一位真正的自然科学家（unvrai naturaliste），他有一次在植物园工作，竟忘了时间，被关在园内，一夜没有出来。”刘慎谔回国第二年便只身往新疆西藏考察，不顾艰难危险，两次翻过喜马拉雅山，途中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独自走了一个月，直至发现了苍耳这一喜氮植物，才跟踪找到了人家。这种热爱科学，甘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点。
他敢于坚持真理，在我国的重要森林资源红松的经营问题上，他主张择伐，反对皆伐，为此受到了反复批判和迫害，他是批判一次，检讨一次，过后还是不改他的择伐主张。加利略因坚持地球自转的论点，被视为邪说处死，就在脚下烈火升起时还说：“Eppur, si muove！（然而，它就是在转动！）”刘慎谔经过无数次批判之后，不再检讨了，却情不自禁地发出“再有风吹，草也不动了”的肺腑之音。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至死不变的精神，也和加利略一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
他的观点明确，他有一名句言：“譬如京剧，梅派就是梅派的唱腔，程派就是程派的唱腔”，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不清的年月，他的主张总是那样明确，态度明朗，毫不含糊，他反对皆伐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皆伐，主张择伐就只同意择伐，决不可此可彼，模棱两可，决不和稀泥屈从于一时的逆流，这种观点明确严格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点。
如同不少早期的自然科学家一样，刘慎谔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观察，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在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其实不是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发现问题，看到问题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他在地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领域内做出的贡献，正是他敏锐观察力的运用，敏锐的观察力不是悬空而来的，而是来自广泛的理论知识和实验经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这个道理。刘慎谔先生不仅学习了各家之长，而且更难得是他的足迹遍天下，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能形成那样的敏锐观察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四点。
刘慎谔先生的思想方法是综合而不是分析，是直觉（intuition）而不是推导。在地植物学方面，他吸收了布脑勃朗喀的观点，却没有采用布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他划分植物区系的特征种，就不是运用统计推算出来的，而是凭他的直观提出来的。又如在红松林的采伐更新问题上，他提出的择伐观点，也不是经过林分的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他的直观提出的。德古隆（de Coulon, 1982）在“林业家是怎样看森林的？”一文内指出：“总体的感知和直觉是林业家不可或缺的手段。直觉不仅在林学上，而且在一切科学上都普遍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伟大的发现都来源于直觉。推理是用来进行证明的，直觉才是发明的手段。可以说，它决定着科学的进步。”很多的创造发明，由于是来源于直觉的，往往带有假设性，起始就可能是不尽完善的，但这并不损于这些创造发明的价值，维茨塞克（C.F. von Weizsacker, 1974）说得好：“一项科学的真理，差不多总是先被预见，然后才被肯定，然后还有争论，然后才被证实。”刘慎谔先生，由于有其独到的思想方法，所以才能在其所涉及的领域内提出他的创见，而不是人云亦云为他人提供作证材料而已。他做出的贡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创造性，也正由于是创造性的，就必然还有待于发展和完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学术继承的问题。
刘慎谔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我们纪念他，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也要继承他的学术思想。早在1963年，刘慎谔先生一度病重时，他就已主动提出了学术继承的问题。当时他主要是有感于在反复批判的压力下，他的择伐观点不能贯彻，且后继无人，有关的研究工作难于开展，而深有感慨地说：“我的病不要紧，要紧的是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在他看来，他的工作能继续，就是他生命的继续。由于10年动乱的干扰，这个问题正在要解决的时候被搁置了下来。刘慎谔先生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这一主张，但是局限于他的工作方法以观察为主，他只是提出了择伐的原则，至于如何择伐还需要通过实验的摸索，因为天然的红松林没有经过人为的干涉，没有经过长期的调整，是不可能具有理想的结构和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力的。瑞士毕奥莱（Biolley）于1880年提出检查法择伐学说并布置了试验，至今已105年，他的试验还在继续，虽然已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平均产量已提高到
刘慎谔先生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创造性的贡献很多，除了择伐学说以外，在他开拓的领域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有待于我们后来人的继续努力。
我曾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