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师 学习的楷模

                      ——追忆高谦先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2001年8月我惜别了工作23年的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调回上海,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但1978年高谦先生调我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开始苔藓植物研究事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23年中向高谦先生学习与共事的日日夜夜更是难忘。高谦先生对科学的孜孜不倦和执着追求、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对人才的悉心指导和培养，给我树立了言传身教的榜样，是我永远的老师，学习的楷模。 

  高先生是我踏入苔藓植物研究科学殿堂的引路人。196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沈阳饼干厂工作了10年。1977年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全国各地都在落实知识分子专业对口政策。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高谦先生（我在辅导邻居高考学习时，高老师的女儿也来听课）。在研究所简陋的15栋宿舍里，高先生与我的第一次谈话，至今记忆犹新。高先生了解了我的学习背景后，希望我调到林土所，跟他从事苔藓植物研究。他语重心长地说: “搞苔藓植物研究，虽然不会象搞原子弹和高端技术那样受到重视，但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只要好好学习，潜心研究，同样可以出成果，个人也有发展前途”。就这样，我于1978年8月调入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开始了科学研究生涯。到研究所后，高先生一方面指导我系统地查看苔藓植物标本与资料、学习有关苔藓植物的知识、参加研究和野外工作，另一方面，鼓励我学好英语、争取出国深造。他创造条件让我参加了研究所、科学院办的各种英语培训班，直至参加在长春的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通过了国家教育部的EPT(英语水平考试)后，高先生联系并推荐我到加拿大世界著名苔藓植物学家Dr. Dale Vitt的实验室进修学习。1984-1986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阿尔伯大学植物系深入学习了苔藓植物专业知识，并开展了中国紫萼藓科等的专门研究，两年的留学经历为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八小时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这是高先生经常教育学生的口头禅。高先生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不分节假日，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记得当年，研究所北楼东侧的窄小的办公室几乎每个晚上都灯火通明，高先生领着我们看标本，查资料，常常是最后离开大楼。即使到年逾八十的高龄，高先生每天还到实验室看标本，写论文。正是这种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态度，使高先生成果累累，成为中国苔藓植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中国苔藓植物研究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地区藓类植物志--《东北藓类植物志》（1978）；第一本地区苔类植物志--《东北苔类植物志》（1981）；第一本中国苔藓植物藓类志--《中国苔藓志，第一卷》（1994）；第一本中国苔藓植物苔类志--《中国苔藓志，第九卷》（2003）；第一本英文版藓类植物志--《Moss Flora of China ,vol.1》（2002）；以及第一本中国苔藓植物图鉴--《中国苔藓植物彩色图鉴》（2003）等。高先生在长期研究中，发现中国新记录3科28属约400种，建立了3个新属，发现发表了107个新种和新组合种，并提出了具创新性的藓类和苔类新修正的演化系统，他领衔的成果《中国苔藓植物研究》获得了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高先生非常重视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认为这是深入开展苔藓植物研究的基础。几十年来，高先生及其苔藓植物组成员的辛勤采集苔藓植物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包括港，澳，台）的高山峻岭、密林深处、戈壁荒漠、城郊原野。我与高先生外出调查采集许多次，其中有两次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一次是我调到研究所不久的1980年。那年夏天，高先生组织带领我所、东北林业大学和吉林农大的十几名同志到西部地区野外调查采集近2个月。我们登华山、上峨眉、到二郎山，还深入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大小凉山的深山老林。那时，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野外采集近10个小时。采集中，高先生不时地给我们讲解所见的苔藓植物的识别特征。晚上，大家一起整理标本，常常工作至深夜。高先生对苔藓植物十分熟悉，用手持放大镜一般都鉴定到属，有时到种，学习中我再次认识了丰富多彩的苔藓植物世界。记得有一天，连续2天登华山后连夜坐火车返回西安。早上住进旅馆，外面下着雨，大家筋疲力尽，正准备好好地休息。高老师穿上雨衣，对大家说：“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出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又冒雨去野外工作。那一次野外，我们采集了5000余号苔藓植物标本，为中国苔藓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还有一次是1998年10月13-27日应赖明洲博士邀请，高先生和我到台湾进行野外调查采集。那年，高老师虽然已年近古稀，但干劲和风采不减当年。在台湾我们有10天在野外。赖先生开车，带我们到了海拔2000-3400多米的大禹岭、合欢山、大雪山，还有阳明山及具有典型的亚热带苔藓林的鸳鸯湖自然保护区。宝岛台湾的不同类型的植被中丰富的苔藓植物多样性，令高老师和我兴奋不已。记得在鸳鸯湖周围的森林中，我们发现了一根几十米长的腐倒木，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苔藓植物，我们就象见到了丰富的宝藏，十分激动。我和高先生分别到树木的两头向中间采集靠拢。我们边观察丰富多彩的不同苔藓种类，边采集，大概用了20分钟才满载标本而汇合到一起。那次，在台湾我们采集了4000多号标本，收获甚丰，满载而归。回来后，经过仔细研究鉴定发现并发表了苔类植物2个新种和一个中国新记录属。

  高先生十分注重苔藓植物专业人才的培养。不管是到研究所进修的老师，还是来学习鉴定标本和完成论文的研究生，高先生都热情指导并因材施教。80年代初，贵州大学钟本固老师带来许多贵州苔藓植物标本来所鉴定，高先生亲自指导和帮助她鉴定大量标本，并完成了贵州省苔藓植物新的名录，为贵州苔藓植物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年，内蒙古大学白学良老师在所里进修一年多，高先生热情地指导他收集相关的文献和标本，让他逐一正确鉴定已有的内蒙古标本并描述和绘图。回校后，白老师继续刻苦钻研，在进一步野外采集和鉴定标本基础上出版了高水平的《内蒙古苔藓植物志》，受到了国内外苔藓同行的好评。还有，山东师大的赵遵田老师，当时在新疆大学工作的赵建成老师，吉林农大康学根，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贾学乙，福建林学院的黄榕辉，首都师大李学东等都在苔藓研究方面得到了高先生的亲自悉心指导和无私的帮助。除了指导我们苔藓植物组成员和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外，高先生还热情地指导过许多其他学校来所查阅资料、鉴定标本、完成论文的研究生，记得有华东师大的刘仲苓、洪如林，东北师大衣艳君、王文和等等。还有一个人这里我要特别介绍，那就是四川雅安中学的生物教师李乾。李乾5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对苔藓植物有特别的兴趣和爱好。他在完成中学教学之余，长年自费到全国各地采集苔藓植物标本。他从来没有获得公费资助，所有活动均为自费，甚至连标本袋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他在雅安中学积累了两万多份苔藓植物标本。获知这个情况后，高先生指派我和傅星专程赶到四川雅安，把李乾老师请到沈阳生态所，指导他开展深入的苔藓植物研究。同时，所有两万多号标本的复份保存在生态所的苔藓植物标本馆。这些标本在中国苔藓植物志研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培养我国苔藓植物研究的年轻学者，在国际苔藓植物学家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支持下，高先生还分别于1990年和1998年在沈阳组织和主持举办了两期苔藓植物培训研讨班，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所的31名人员参加了培训。高先生专门编写了苔类系统教材，并亲自授课。课后分别到辽宁凤凰山和长白山进行了野外实习。当年，曾经得到高先生指导的许多老师和学生，许多已经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成为当今中国苔藓植物研究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