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绿色长城 

  姜凤岐 　  

　　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三北防护林与古老的长城相拥相随，绵延数千公里，蔚为壮观。因其恢宏的气势和庄严的生态承诺而被喻为绿色万里长城。幸运的是我一生几乎都在为它添砖加瓦。 

　　1962年10月，我踏进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大门，加入了由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著名学者曹新孙先生领导的防护林研究小组。从此，便和防护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屈指算来，41年匆匆过去犹如朝夕之间。如今站在岁月的致高点上回望这个研究集体近半个世纪的跋涉历程，几多足迹依然清晰可辩。 

　　1960年曾在法国留学7年、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的曹新孙先生率先组建了防护林研究课题组，针对当时“大办粮食、大办农业”的国家需要，把研究方向定位在重点研究农田防护林营造原理与技术上。1961年选定辽宁省昌图县傅家机械林场朱家管理区为第一个农田防护林试验站。1962～1963年按着曹先生“中间林带”设计思想在站区沙地上营造了五条长600米、带距75米的油松试验林网。计划用两次间伐去掉中间3条林带，最终形成带距为300米的相对稳定的林带格局。我现在依稀记得1963年清明节那天，穿着棉大衣冒着飘飘洒洒的风雪由昌图曲家店苗圃压运油松幼苗并组织群众造林的情景。为了防止人畜和野兔的破坏，大家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终于保住了这片试验林。现在40年的油松正当壮龄，成为一笔宝贵财富。面对当今世界无处不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呼唤声，我由衷地敬佩曹新孙先生对科学问题富有远见和深邃地思考。1964年是建组后第五个年头，这个充满朝气、团结奋进的研究集体凭借自身的研究积累，承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主持完成了由林业部下达的东北西部四省（区）农田防护林科研会战，1966年1月林业部依据会战总结以题为“东北西部内蒙东部四省（区）农田防护林营造技术试行方案”的正式文件下达四省（区）执行。这在高扬科研为生产服务理念的年代无疑是对科技人员工作的充分肯定。这份标记林业部（66）林造防字第1号的文件至今仍珍藏在我的记忆中。第二件是受中国林学会委托筹备第一届中国北方农田防护林学术讨论会，作为筹办单位，我们一面分头负责论文征集、会址选择、参观现场准备、会序与接待等诸多业务行政事务，一面加紧论文报告的撰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不久，曹先生约我和雷启迪同志去他家集中精力写论文，当我们把连续观测两年的野外风障防风效应试验数据和初步整理的结果送到曹先生面前，他竞一反谦和的常态情绪激动地连声说，我们也放几颗原子弹。在他的激励下，我们终于完成了“防护林带疏透度和横断面形状探讨”论文，并被大会选作核心报告由曹先生第一个宣读。果然，论文中揭示的疏透度与行数、单行密度的变化规律，最适疏透度、最适横断面形状与有效防护距离，以及立木疏透度等新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方法确实有些“原子弹”的味道，引起与会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反响。遗憾的是，这篇被大会以优秀论文名义推荐到林业科学发表的文章连同我们在本届大会和小会宣读的其它论文，因文革的原因，在尘封了17年之后的1981年，才得以在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集刊第5集中刊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引领出一个科学的春天，防护林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78年国家正式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国林业出版社委托我们编写一部有关防护林的专著以配合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的需要。在曹先生的主持下，由15人参加编著的“农田防护林学”于1983年正式出版。可以说，这部专著是建所20多年来以农田防护林为对象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它的贡献在于把农田防护林研究提升到一个独立的学科水平。其初稿曾在1979~1980年印刷成册，作为我所承办的三北防护林规划设计与营造技术讲习班的教材并分发至广大三北地区基层林业部门参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专著与讲座对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这本书，差不多花去了三年的时间，我作为编写人和统稿人之一，曾多次去北京。为了与曹先生更方便的联系，经常住在先生寓所附近的小旅店或招待所的地下室，多则1~2个月，少则10多天，任务是把所负责统编的篇、章初稿请先生审阅，再依据他的意见，从结构、内容和修辞上加以修改。每一次他都会在仔细阅读后提出很多修改意见。从留在稿纸上的字跡看得出那几近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而那时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常常病卧在床，为了不误编写进程，他就在病榻中坚持阅改，老先生这种认真负责执着敬业的精神使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田先生非常感动，多次登门拜访，表达敬佩和感谢之情。20年后的今天，重新再读一读先生抱病亲笔撰写的前言，那饱含对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的真知灼见，还是那么清晰透彻，掷地有声。 

　　1983年以后，历史把我推上了学科带头人的位置，我深切的感悟到，这既是科技工作倍受重视的时代，又是科技体制不断变革的时代，是需要用拼博面对挑战、用创新寻求发展的时代。这期间我是在不断战胜犹豫和怠惰、不断克服眼疫带来的视力和心理障碍，逐渐适应并力求与时代同行。从1985年第一次主持承担国际粮援项目中国朝阳2772工程农田防护林研究，1986~2000年连续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三北防护林经营方面的专题研究，到2001年主持所重大创新项目科尔沁沙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研究，20年来，重点围绕防护林营造与经营、土地荒漠化防治领域分别争取到国家、省（部、院）和市三级所设科技攻关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14项。为了对每一项任务都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以及研究生曾多次深入三北防护林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察；与协作单位在近10处科研基点布置了百余项试验；并建立了大量的试验示范林；主持出版了2部国家科技攻关研究论文集和3部专著。其中“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和“防护林经营学”两部专著是在研究所创新工程的资助和鼓励下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完成的。“防护林经营学”是我们研究集体近20年来针对防护林经营的国家需求和科学问题所取得科研成果的凝炼和集成。依据防护成熟理论确立的阶段定向经营理论与技术构成了本书的总体框架，并努力在学科层面上把防护林经营问题加以系统地总结和提高。也许这就是我多年苦苦追索的创新，尽管这还是尝试，但毕竟实现了夙愿。我感谢知识创新工程，感谢年青的同事们不遗余力的合作。 

　　耕耘就会有收获。防护林工程组自1986年以来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中国科学院（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1995年还获得首届中华绿色科技奖银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综合全所多年的农田防护林研究成果于1998年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农业奖（集体奖），着实令人振奋。清楚地记得，1999年11月我和姬兰柱书记、朱廷曜先生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颁奖时的隆重场面，以及我国代表团团长许智宏院士以及孙鸿烈院士等对我们的祝贺和鼓励。最令我欣喜的是在2003年我们主持完成的“九五”国家科技攻关研究成果“防护林持续经营与低价林更新改造技术”获得了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或许它在研究所的创新业绩上并非多么光彩，而对行将告别科技舞台的我则是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