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刘慎谔教授为我国生态建设所作的杰出贡献
――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冯宗炜
建所元老刘慎谔（1897－1975）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他一生从事植物学、生态学和森林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孜孜好学，诲人不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东北森林资源的保护和西北沙漠化的防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慎谔1897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过私塾，1913年去烟台上学，后入济南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20年去法国留学，1928年在克莱孟大学理学院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继而又在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1926年法国著名的生态地植物学派创始人布脑-布朗咯（Braun-Blanquet）向他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学术问题：地中海植被是怎样向中央山区过渡的？高斯山有哪些植物群落？这些植物群落有哪些区系特征和生态特征？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只身一人在法国高斯山区海拔559～1278m，面积达2120km2的范围内。经历三年野外调查研究，1929年完成了“法国高期山植物地理的研究”论文（法文）。在巴黎大学通过答辩，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值得提出的是，他的这篇论文，除采用法国布脑-布朗咯和巴维亚尔（J. Pavillard）在其所著《植物社会学词汇》（Vocabulaire de Sociologie Vegetale, 1925）一书中提出的方法外，同时还吸取了美国考尔斯（Cowles, 1901；1911）和克来门茨（Clements, 1916）等动态植物地理的概念，使群落类型、区系成分的分布格局与生境系列的动态演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刘慎谔在国外留学期间，时刻怀念祖国，立志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作贡献。1929年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主任（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在旧中国，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历尽艰辛，为了揭示自然植被分布和演变的规律，在人烟罕见的世界屋脊西藏阿里地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科学考察，搜集到了我国这一地区最早的一批植物学和生态学资料，这种勇于探索，坚忍不拔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保护珍贵的图书资料和植物标本，几度搬迁把它们安全转移到内地。他每到一处就进行野外考察采集标本，着手筹建植物园，把植物学知识的种子传播到各地。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把一些有声望的科学家迁往台湾，他即和王云章先生相约绝不跟国民党走，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在党的关怀下，他满怀激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他应当时东北农学院刘达院长聘请来到哈尔滨，担任东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1953年东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筹备处，他担任副主任。1954年成立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刘慎谔任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他自从来到东北后，深深地爱上了那浩瀚的林海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他积极地组织科研队伍，深入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和内蒙古大草原，为开发林区，建设草原进行大量的野外考察，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建国初期，我国林业部门对东北红松林区森林采伐更新缺乏成套的经验，当时森工部门请来了一些外国专家把欧洲大陆欧洲松林区的顺序带状皆伐（林区伐木工人把这种采伐方式叫做“剃老头”）在小兴安岭作为先进方式推行。1955年他来到了小兴安岭林区，眼看一片片茂密的红松林，刹时间就变成了只剩枝桠、断木和落叶满地的凄凉情景，他十分痛心。决心以动态地植物学为理论基础，深入东北林区研究森林植被演替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到林业生产实践中去，他明确提出，红松是林内更新的耐阴性树种，阔叶红松混交林是几世同堂的复层异龄林，与阳性的欧洲松不同，不适于“剃光头”式的大面积皆伐，如不改变长此下去，东北珍贵的红松林资源，将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将是大面积的次生林和荒山，我国又是多山国家，大面积皆伐破坏生态环境引起水土流失，会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灾难。他以科学家的责任心和战略眼光，深切地感到森林采伐是关系到我国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林业生产发展的大问题，决不能袖手旁观。就在当时“一面倒”大力推选这种大面积采伐方式的热潮中，他挺身而出，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公开地在《林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首先明确提出红松林必须实行择伐，旗帜鲜明地反对大面积皆伐。他不顾当时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和扣上什么“古典”、“落后”、“自由主义”等等帽子，毫无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还利用各处会议和讲学的机会，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大声疾呼要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绝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考虑要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亲自率领课题组同志，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积极支持伊春乌敏河林业局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于红松林等复层异龄林结构的采育兼顾伐（即后来大家称作的采育择伐）。并在伊春林业局、伊春林科所协作成立试验组，在伊春林区设立样地，开展试验，并提出采伐后保留一定郁闭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是保证采育兼顾，永续利用的关键。随着东北林区开发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皆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森林更新跟不上采伐的弊病日益严重，相反采育择伐在长白山、小兴安岭林区不断推广，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刘慎谔的学术观点和试验结果越来越得到生产实践的认可，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虽然以后他疾病缠身，身体非常衰弱，但他还坚持到林区去不断总结经验，整理试验资料，撰写论文报告。他这种呕心沥血为保护珍贵红松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林业生产的忘我工作精神，受到东北林区有识之士的赞扬和尊敬。当时伊春林业管理局书记宫殿臣说：“刘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识学的受林区工人尊敬和爱戴的老科学家”。
刘慎谔为我国沙漠化防治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防止沙漠化面积的扩大，早在1953年他就率领科研人员在辽宁省章古台建立了一个治沙定位试验站，他根据沙化植被的演替规律，结合群众固沙的实践，总结出一套草、灌、乔相结合的人工植被类型的治沙方案。1956年铁道部修建包头兰州铁路，其中在宁夏中卫县境内有一段要经过腾格里大沙漠。铁道部通过中国科学院委托林业土壤所承担铁路沿线治沙任务，为确保包兰铁路及时通车，刘慎谔急国家之所以急，接受了这项任务，随即由铁道部的铁道科学研究所、第一设计院和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协作，开展包兰铁路中卫段治沙研究工作。刘慎谔率领科研人员冒风沙骑骆驼由中卫县进入沙坡头沙区，沙区风大、干旱、雨量少，面对高大的流动沙丘，能否在短短的二年期限内，提出保证通车的固沙方案，大家都很担心，刘慎谔就和大家一起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上，坐羊皮筏过河，仔细研究黄河南岸固定沙丘植被演替，调查沙区植物分布和生态习性，提出了草（油蒿）、灌（柠条、花棒等）结合加沙障的固沙方案。195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治沙队，刘慎谔兼任治沙队副队长，每年他都要亲自去西北沙漠地区进行考察，指导工作。刘慎谔关于治沙的理论和措施，为铁路治沙工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包兰铁路在各方面的协同配合下，按时通车了。现在每当我们乘火车通过腾格里大沙漠时，都深深地怀念着这老科学家。
刘慎谔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很深，既重理论，又重实际的老一辈科学家。他经常谆谆教导我们：“学习外国的科学和经验，要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照抄，当留声机”。他还教导我们说：“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要解决中国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一定要深入实践中去，试验研究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如此往复，才能逐渐完善，才能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著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了发展我国的生态科学，培养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刘慎谔在晚年总结他几十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科研的积累，联系我国的实际，编写了《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他先后于1962和1963年在沈阳召开了专题学术讲座，使来自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和生产单位的200多名从事植物学、生态地植物学和林学等方面人员加强了理论培训，获得了教益。他对青年一代寄于无限的希望，鼓励大学既要发展学科，还要解决生产问题，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他常常对年轻一代科技人员说：“你们不要停止在我所讲的问题上，你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对我讲的要扩充它，发展它，纠正它”。
在十年动乱中，刘慎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身缠疾病，但他仍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辽宁的粮食问题，惦念着西部大自然改造，并一再提出建议和设想。刘慎谔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科学事业，他著作中许多远见卓识的学术思想，至今已成为我国植物学、生态学和农林科学方面的宝贵遗产。他领导的以动态地植物学为理论基础的“森林采伐更新理论的研究”和共同协作的“西北沙漠地区修筑铁路设计施工”两项科研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重大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