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所已经走过了50年历程，许多故去的老科学家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和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达泉、曾昭顺和高拯民就是其中杰出的三位。他们既是我不同阶段的老师，又是我科研事业及人生的引路人。在他们的培养教育和带领下，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成长为资深的科技工作者，并有幸在80年代中期参加了研究所科技体制改革与所名更改的决策过程。作为这一战略转折的见证人，今天我在这里缅怀他们的历史性功绩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后人继往开来，开拓前进。 

一

　　宋达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第二届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原在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为南京土壤所）。建国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率领程伯容、曾昭顺等8人从南京来到东北，于1951年组成东北土壤调查团，1953年在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副部长张克威的支持下建立了东北土壤研究所筹备处，成为林土所建所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为我所土壤学科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从1957年来东北实习，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即跟随宋先生左右，一直到文革开始，有10年的时间是在宋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土壤地理研究。宋先生领着我到小兴安岭五营、大兴安岭中南部和东北东部山地进行土壤调查和森林土壤定位研究，又在辽西开辟水土保持研究基点，还安排我去参加我国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的综合考察。宋先生以他精深的土壤学知识和身体力行的风范，教导我如何掌握土壤野外调查制图技术与室内分析的基本功。老科学家的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使得50年代进所的一大批年轻人快速成长。记得在小兴安岭森林中挖土壤剖面，蚊虫、小咬成群，十分艰苦；宋先生经常自己跳下土坑，挥铲挖土；他的野外记录本格外工整，一丝不苟，使我羡慕。冬季回所，宋先生要求我们这些跑野外的也要到化验室去参加土壤理、化分析，从磨土、称样学起。1962年在棕色森林土研究开题时，宋先生用他积累的数百张文献卡片为我们作文献综述报告，畅谈他组织开展中国森林土壤研究的宏大构想。正是那几年科学院倡导的“三严”学风培养和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 

　　应该强调的是，他在经受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和错误处分之后，意志并未消沉；他将满腔热情放到了辽西的山和水，希望将他40年代在美国学得的土壤保持经验用来治坡治沟，帮贫兴农。他对我们说要学叶柏寿的花果山工程，也要学美国用拖拉机修梯田。1963年他就开始组织编写《中国东北土壤》专著，我参加了其中的三章，文革前基本完成初稿。但在科学家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当年，他的许多愿望难能实现，然而他科学严谨的学风和奉献报国的精神深深激励着后人。 

二

　　曾昭顺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土壤学家和农业生态学家，又是一位优秀的科技管理专家和领导人，正是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他出任林土所的所长，担负起了重新规划和整合林土所方向、任务的战略使命。我认识曾先生是1958年，当时跟随他参加三江平原土壤调查和饶河定位站的工作，在同一个帐篷内宿营，在同一条小船上面对着黑龙江的波浪。对我而言，那是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曾先生自然也是我业务上的启蒙老师。人所共知，曾先生对黑土和白浆土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成果；遗憾的是我后来并没有机会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参与这方面的研究。70年代前期曾先生实际挑起了整理编辑和出版“中国东北土壤”一书的艰巨任务。在他的组织之下由五人组成的主编组重新修订补充文革前完成的文稿，终于使这本凝聚了我所两代土壤学家心血的成果得以问世。其后，他又承担了“中国土壤”一书相应章节的编写任务，并指导我参加了部分工作。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风云险恶的文革十年浩劫中，我们这对师生却成了具有共同信念的难友和战友。在我下放农村的数年中，他曾多次来信鼓励，为我提供急需的农业科学技术资料。1977年春我调职离沈，他为我题词送行，依依惜别。在全国迎来科学春天之际，我们为彼此实现多年的愿望成为中共党员而感到欣慰。1980年他就任所长不久，专程从北京到任丘访我，并动员回所；他为研究所的中兴和重新扬帆起航而为之运筹策划的苦心，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的林土所百废待兴，曾先生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重新定位研究所的学术方向，整合原有学科基础，开辟生态环境的新领域。他领导创建了农业生态研究室，并兼任中科院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首任所长。他积极承担和牵头组织院农业研究委员会的任务，主持编写为我国粮食产量上亿斤台阶而献计献策的报告，深得当时院领导的赞许。他关心全国土壤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副理事长身份积极参与中国土壤学会的活动，他的全局观念和组织才能深得土壤界同行的赞许。孙鸿烈副院长曾听取他关于建立生态研究定位站网的设想，并要求我所率先行动。不幸的是，正当此一计划全面启动之际，曾先生却积劳成疾。1990年8月我陪同他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地区生态建设战略研讨会，返沈的火车拥挤不堪，回家后又未得休息，突发脑血栓终致不起。回顾以上往事，曾先生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提携后进、培养新人的古道热肠长忆心头。 

三 

　　高拯民先生是我所培养和成长的青年科学家典范，他留苏回来之后，先后创建了生物物理和污染生态研究室，不但是我所也是中科院环境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早在80年代初他就主持承担了京、津、渤地区环境研究的重要国家任务，是他首先将国外的污水土地处理技术应用到国内并加以改进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主编的“土壤--植物系统污染生态学研究”一书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我在这里只想记述他在担任林土所最后一任所长期间所作的若干历史性贡献。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启动之际，各种新老矛盾错综复杂，工作极为繁重。记得我从国外归来，立即奉命协助他工作，一进所长办公室就看见他贴在墙上的一张研究所改革工作流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目标宏大，考虑细密，充分体现出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他对许多问题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在当时并非容易形成共识，常常遇到各种阻力；但是他那种火热的激情和宽厚的胸怀给予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以深深的感染。他敢于负责，推功揽过，热情肯定年轻助手的每一点工作成绩，又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承担责任，团结一班人成为有战斗力的领导集体。1986年他领导的工作组起草给中科院领导的建议书，并在1987年2月的院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我所作了大会发言，题目就是“大力加强我国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建议”。建议中提出应加强的研究领域包括生态环境监测、环境生态工程、环境变迁过程研究与全球变化研究等。这个发言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主管院领导十分重视，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些建议的正确。 

　　根据院里的要求，我所和其他兄弟所在当年分别考虑研究所的名称更改问题。这实质上是一次研究所的学科凝聚和战略调整，决非简单的改名。在高所长的领导下，我们对当时国内、外的学科发展动向进行了调研和分析，经过全所上下反复酝酿和讨论，最后在“陆地生态所”与“应用生态所”两个名称之间选择了后者；并随之进行了研究室的学科调整，形成了今日研究所发展的格局基础。是他和沈善敏先生1986年在美国参加第四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时，敏锐地捕捉到宏观生态研究这一国际热点，回来后给我交代组织开展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任务，才有了今日的进展。回顾高所长在当年我所改名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决断和民主作风，对我所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就在高拯民先生他的事业处于盛期之际，病魔的侵袭却使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生病那年，适逢中科院进行院士增选，他的提名呼声很高，好几位知名科学家为他鼎力推荐；全所上下莫不希望他能率先为我所实现中科院院士的零的突破。他却主动给院领导写信，说明自己的病情，要求退出参选；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高拯民先生对国家负责和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